宝亿莱饰品怎么样_民宿开发：乡村复兴中的“蝴蝶效应”?

原标题：祖源民宿：一个人的乡村复兴

经过三次致命的历史性颠覆，华夏农耕文明最终在文革中彻底死亡，而文革后的中国，只剩下技术落后的农业。把这种低端农业跟传统农耕文明相混，是许多人易犯的常识性错误。邓小平发动的城市化浪潮，引发近30年的农民进城打工运动，“盲流”们逐渐升格为“农民工”，收入有了大幅提升，但其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。面对城乡二元对立以及文化技能的限定，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取户籍和稳定的工作，他们的命运被冻结于现代性空间的边缘。这导致了农业、农民和农村的三重危机。

锁在乡村深处的哈尼族幼童（背景中有一位负责照料她的老妪），她正从栅栏后眺望凋敝的世界

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，基于青壮劳力的大规模流失，乡村的凋敝似乎已经无可挽回。对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调查发现，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超过90%，而留守老人更是高达95%以上。休宁县的土地抛荒率，约为80%，这意味着，除了少数良田，大多数土地已经成为野生植物占据的荒野。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，缺席在田野调查的现场。

这是中国农业的黄昏，瑰丽的晚霞已经消失，黑夜正在大面积降临。只要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行走，人们视野所及之处，只有一些老妪和小童，出没于新旧错杂的民居，俨然是村社空间的唯一主人。人口、道德和价值的多重空心化，制造了无数农村家庭的破裂。农民工离婚率超过城市中产阶级，高踞中国各阶层榜首。夫妻、父女、母子和人与土地的分离，是乡村里上演最频繁的戏剧。

两年前我在云南元阳县进行文化调研，不经意中走进一间哈尼族民居，里面竟然暗无天日。视觉适应之后才模糊地看到，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，孤独地坐在火塘边，双眼已经失明。她的儿女都在城里打工，而她还要负责照料两个正在念小学的孙儿孙女。我还访问过文化部指定的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，他已年逾70，子女都在城里打工，自己一身孑然，家徒四壁，唯一的财产，是悬挂在梁上的几条肉干。它们在风中轻微摆动，随岁月硬化为深棕色的物体，形影相吊，说出气息幽暗的言辞。

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家里的肉干

逃离——凋敝——更凋敝——更逃离，没有任何人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。“新农村建设”铺设公路，形成沿路筑屋的新聚落模式，但这种“高速公路意象”未能笼络农民，反而成为新的离乡动力，因为上路变得更加轻而易举；电网、电视机、手机和“小时代”式趣味的普及，向“小镇青年”提供都市的巨大诱惑，与此相比，故乡变得日益老旧而穷困，宝亿莱家居饰品，早已丧失自我更新的生机。与其在无望的村社里辗转挣扎，不如向都市逃离，后者是农民最简洁的选择。

这场危机最初限于经济，随后便转向制度、家庭、伦理和精神层面，形成“乡村凋敝综合症”的典型格局。离奇的死亡案件，变得愈来愈频繁而凶险，替乡村社会打上破产的血色标记。

4名留守儿童服药自杀前居住的房屋内部，肮脏凌乱的生活现场（图片源自互联网）

不妨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。2012年11月，该市七星关区街头，平均年龄10岁的5名男孩，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；2013年13日，就在上述同一地点，５名儿童于放学路上被工程车失控撞死；2013年10月19日，朱昌镇村民吴某全家3人被杀死，1人负伤，几遭灭门之灾；2014年4月，一名男教师因强暴12名留守女童而被揭出，受害女孩最小年仅８岁；2015年6月，家居行业升级转型 ，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，最大的孩子留下遗书称：“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，但是我该走了。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，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，今天清零了！”同年8月4日，该市纳雍县再度发生惨案，一对未成年兄妹在家中被杀，血溅四壁。

作为“改革后遗症”的牺牲品，贵州毕节为中国乡村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。正如那位七星关少年所说，死亡就是它的终极梦想。它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。

但我们也已看到，都市对乡村的回馈运动正在启动，尽管它无法阻止农耕文明的死亡，却有望让农业和农村得以有限的复兴。目前出现的三种复兴路径，都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样本。第一种是NGO组织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，宝亿莱家居饰品，如崔永元和查建渝推动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培训计划，梁晓燕等人推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计划（查和梁都是我的同学）、以及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短期教育人才的“美丽中国”项目等等。它们旨在从文化层级上改善乡村的愚昧面容。

第二是有过乡村童年经验的城市艺术家，以高度个人化的艺术风格，努力改造自己的鄙陋家园。这方面的范例，是渠岩所策动的许村艺术化计划。他耗费五年以上时间，在其太行山麓的故土，制造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样板。

艺术家渠岩向公众展示他的“许村计划”

在渠岩的推动下，该村从打造“食宿玩一条龙”的“农家乐”开始，逐步形成艺术公社、有机农场、酒吧，高校写生基地等组合项目。音乐课、美术课和摄影课等艺术教育课程，也提升了农民的艺术趣味。它看起来很像是对蔡元培“美育”倡导的跨世纪呼应。

渠岩的未来计划，是为农民设计一种用清水砖墙构筑的信仰空间，它们貌似安藤忠雄的教堂空间。渠岩意识到，终结乡村凋敝的关键不是审美，而是信仰的重建。但问题在于，什么才是这信仰的真正内涵？究竟是要复原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，还是引入佛教、道教或基督教信仰？在新的祠堂空间被竖立起来之后，祠堂里的神灵仍然缺席，踪迹全无，而解决这个难题，可能需要耗费整整一个世纪。

第三种路径跟乡村旅游密切相关。饱受雾霾、毒食和紧张节奏戕害的都市中产阶级，利用假日前往乡村，体验绿色闲适生活，重组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这已成为现下旅游业的重大母题。一个符合人文主义标准的新式乡村，不仅是旅行者的目标，更是农民的福音，它为营造城乡共同体的“山水社会”（戴志康语），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性契机。

乡村复兴，不仅要完成旧民居的保护和改造，更应确立自我造血的脱贫机制，以便动员更多农民返回故里，成为乡村复兴的主干力量。

庞焕泰正在巡视他的“复兴产业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