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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核心团队。(资料片)

　　 　　7月9日,邱建生边接着电话,边给往来的乡亲打招呼寒暄。刚结束了在福建省兰溪县中学教育的调研,回到上杭县的老家,邱建生觉得格外踏实。
　　上个月,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总干事邱建生每天驻扎在福建省的乡村,走访、听课、聊天。“现在乡村教育真的很差。”邱建生叹了口气,很多孩子要去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上学,一所乡村学校只有几个教师留守,这一切问题,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学上。

本报记者　陈玮　张亚楠
　　赚不了钱的精神有啥用
　　1996年,邱建生看到一本题为《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》的书,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1997年开始,他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,发起成立“晏阳初研究会”。2003年,“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,邱建生请缨成为学院的总干事。
　　他们的设想是,建立社区大学,做成人教育,教给他们合作方式和农业技术。通过试点,促进经济合作组织,让农民联合起来抵御市场风险。
　　在邱建生看来,那时候是乡村建设的高峰期。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,家庭承包制全面推行以后,暴露出的“三农问题”日益加重。“农村三要素大量外流,造成农村凋敝和衰败。”邱建生说,那时候有很多人回到乡村,谋求怎么解决问题。
　　然而,喧闹的开场,却迎来了一个暗淡的滑落。到了2005年,蜂拥听课的村民,先是变得三三两两,然后就是连会都开不起来了。村民们认为,这些“有知识的人”到来,会马上带来经济收益,然而,他们等来的不是项目引进,却是学校。
　　在邱建生的理念中,办成人教育培训、组建文艺队,是为了维系乡村守望相助的精神,在文化建设中逐步推进经济利益。但是,这个过程农民们等不了。
　　“回到家乡,当乡亲们知道我一个月只能赚到3000多块,都说我笨,同时夸奖着没上过大学,现在却赚大钱的弟弟。”山东省茌平县教育局副局长石绪军说,经济大潮下的时代,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。
　　邱建生说,很多政府部门也不理解,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效果。“没有持续性。”邱建生说,曾经有一个社区大学,在当地一位政府官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,当那位官员调离,项目就停止了。“目前来说,自发的乡村教育建设都是个人行为,没有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合力。”在这种情况下,邱建生在全国建立的实验点,最后只剩下9个。
一厢情愿地给予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觉得,邱建生想法很好,但缺少“帅才”,账管得很乱。很多志愿者的方法也有问题。在培田村,一位大爷正在忙着烧火做饭,志愿者在旁边不停地劝说他加入文艺队,口若悬河地说着文艺队的好处和集体的价值,被叨叨烦了的大爷很快呵斥,拒绝了他。
　　很多专家不愿意驻扎在村子里。“这个社会站在农民的视角考虑问题太少,研究问题的多,解决的太少。”邱建生说,即使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们,也没几个人肯花半小时时间,去看看那些寂寞的村子。
　　如今,邱建生也在谋求转型,在培田村的实验点,邱建生与工作人员带着农民一起边学习边创业。“看看能不能有收益。”他们一直探索着如何增加乡村收益,适应农民的需要。
　　石绪军说,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乡村教育真正需要什么。前两年,北京有一个教育项目,让名师把课程录下来,通过网络、光盘的方式送给乡村,并免费给这个村送了5台电脑。“乡村老师水平低,电脑摆弄半天不会用,现学都没人教。而且,电费谁出?教育经费这么紧张,根本没有多余的支出。”石绪军说,现在更多的帮助是一厢情愿地给予。
　　但是,乡村教育也有成功的例子,比如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提出的“走校制”,教师驻扎到村子,将先进教育理念带给村里的老师,等传递得差不多了,再撤回去。只是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参与、社会资源的调动,以及一种沉下心来解决问题的勇气。
　　当问到邱建生关于乡村价值的理想什么时候会实现,邱建生笑了,说:“一百年也说不定吧,其间还会有倒退和停滞不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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